对抗战的一点思考：抗战洗礼下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化
文/吴启讷
东北抗日武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朝鲜族。
上篇：日本侵华过程中对少数民族的策略及破产（上）
贰、中共和地方*治势力动员少数民族*治资源
一、中共对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少数族群民众的动员
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即在北京蒙藏学校作为其在边疆民族中建立*组织的前进基地，致力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潮中的左倾思想。48以北平蒙藏学校内左倾学生为主的一群蒙古裔知识青年，在北平成立的「蒙古共产*」，迅即接受共产国际暨其旗下的（外蒙古）蒙古人民革命*、中国共产*和中国国民*的指令与协助，改组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开始在内蒙古推动充满左翼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又被导向苏联的亚洲战略，与国际战略路线的方向。
年代初，苏联即已明确地将苏维埃国家利益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前，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分别看待，鼓励各国共产*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置于革命的优先位置。年夏，当斯大林明确感受到来自德、日的威胁时，为了苏联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彻底改变指导包括中国共产*在内的各国共产*颠覆本国*府的共产革命路线，转而要求各国共产*与本国*府联合起来反对德、日的法西斯战争倾向。针对苏联与日本和中国间的错综的敌友关系，斯大林决定力促中国团结抗日，以尽力牵制、消耗日本的侵略能量，最大可能地避免日本直接进攻苏联。碍于国民*府在清*后与苏联的紧绷关系，斯大林只能先从中共入手，力主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引日本的最大注意。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中共即发表文告，声言「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苏维埃中央*府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此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在与少数族群有密切关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武装抗日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国民*府则未能有效介入和利用之。
日本统治者在东北的征服者姿态，以及对东北各少数族群的压制，为中国共产*介入东北抗日动员制造了机会。年5月，中国共产*奉苏联之命在东北组建的抗日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由于长征，该部与中共中央一度失去联络。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依共产国际和王明从莫斯科发出的指令，将所属部队联合地方义勇军筹组东北抗日联军，年改由共产国际领导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并提供相关武器军饷，连级以上建制均比照苏联红军。抗日联军自成立之日起即与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建立了连结。
朝鲜裔居民的反日武装活动，始于年代初期。九一八事变后，朝鲜裔人士成为吉林省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县的武装抗日组织与活动的主角。年代，旅居满洲的朝鲜人，仍未取得中国公民的身分。日本的傀儡*权「满洲国」建立后，朝鲜人也成为「五族协和」中的一分子，被日本人赐与满洲国中社会地位仅次于日人的第二级地位，试图笼络和利用，但朝鲜菁英和知识分子对亡国和寄人篱下的景况耿耿于怀。对于在满洲的朝鲜人而言，「九一八」前后在满洲所从事的抗日活动，实质上是自年日军进驻和年《日韩合邦条约》签订后，朝鲜半岛抗日活动的延续。东北朝鲜人社区的民族主义者以参与中国人抗日活动乃至抗日战争，作为追求朝鲜独立的途径。中共深知亡国的朝鲜人对日本势力抱持天然敌意，乃深入朝鲜人小区，多方联络、动员。
年1月，东北抗日联军成立，编为11个军，其中由朝鲜裔组成，总数超过4,人的「南满游击队」改编为第一军第一师，该部朝鲜裔的领袖*光膺任联军参谋总长。朝鲜裔官兵构成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大多数、第一军和第七军约半数，同时也遍布抗日联军其他8个军当中。从年到年14年间，朝鲜裔人士参与武装抗日的人数逾10万人，包括4名高阶指挥官在内，有数千人战死，其中延边地区即有1,人。抗日联军的武装活动从长白山、图门江流域，扩展到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抗联朝鲜裔将领金日成，更在武装活动之外，加入对日军中朝鲜籍士兵的策反。朝鲜裔居民聚居的延边，一度成为游击武装的根据地，医院、兵工厂等；普通民众同情抗日联军，主动为之递送消息、情报。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命东北抗联进入苏联远东地区，并将部队改编为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八八旅。
年4月，中共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农民抗日「十人团」。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牧民抗日会」、「农民抗日会」等。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内蒙古特别委员会在张家口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蒙古抗日联军」。由蒙古裔组成的「蒙古民众抗日自卫军」和绥远土默特旗的蒙民地方武装「骑兵老一团」，也被纳入中共的*治侧翼。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七七事变」后，中共主张：「现时对国内少数民族的*策，首先和基本的应该是团结抗日」。不仅部分主导了内蒙古的蒙古民众抗战，也对宿敌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宾、马鸿逵伸出统一战线的橄榄枝，再介入川、滇、康、黔、桂等西南地区的族群*治中，强化针对少数族群上层的统战工作。
为竞争少数族群的*治资源，甫经历遭青海穆斯林军队攻击，红四方面军河西惨败的中共提出，应要「改变国民**府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及其企图利用回族反共的错误，同时克服回族中狭隘的回族主义倾向，这是团结回汉两族抗日的先决条件」。「西安事变」后，在抗战先于革命的情势下，中共又调整其抗日基本路线和少数民族动员方针，主张少数民族上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与国民*统治当局的矛盾皆已处于次要地位，应「根据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状况和广大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实行各种必要与可能的民主改革与民生改善，以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
年4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的社论，号召国内各抗日*治力量，一同正视少数民族的抗战热诚与潜力。
热衷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中共，将华北平原上数十支回民抗日武装纳入八路军、新四军的旗下。最著名的有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和刘震寰等人指挥的渤海回民支队。
二、盛世才与中共对新疆少数族群*治资源的利用
地处中亚的新疆，在空间上远离抗战战场，在*治上不受中央*府节制，而其地居民的主体部分，又是与汉人在文化上和历史经验上差异甚大的突厥语穆斯林，但新疆和当地非汉少数族群人民却与抗战建立了紧密的连结，究其根源，是新疆深深涉入至年代苏联与中国、日本间复杂的竞和关系之中。
在地方军*实力派盛世才主*之下，新疆延续着民初以来事实上独立于中国中央*府之外的状态。只是，盛的权力基础建立在苏联的支持之上，使之长期奉行依附苏联，配合斯大林*治需求的*策。但斯大林拒绝了盛世才个人加入苏联共产*，让新疆成为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的两项请求，要求盛世才标举「保持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的口号，杜绝美、英指责苏联扩张的悠悠之口，同时达成苏联所企望的，以统一的中国牵制、消耗日本侵略能量的战略目标。
盛世才标榜「反帝、亲苏、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策」，以呼应斯大林为中国共产*划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同时与中共结盟，接纳中国共产*方面的干部到新疆工作。年8月1日，盛世才在中共人员的协助下，于迪化成立以「巩固地建设抗战后方、保护国际交通线、组织和训练广大民众，尽一切可能援助抗战胜利」为宗旨的「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以下简称「反帝会」），意在借重中共长于组织动员的能力，在新疆各族中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动员，这使得新疆的抗日救国运动呈现出强烈的中共色彩。抗战爆发后，新疆城乡各处都粉刷大型标语「各民族一律平等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尽管新疆本地突厥穆斯林民众和其他族群民众并未面临日本的威胁、战争的硝烟，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卷入了整个抗战的过程，为战争期间和战后新疆的*治变迁埋下了伏笔。
新疆是中国的中亚省分，西邻苏联，其地理位置与当时的国际*治、地缘*治情势，使之在抗日战争中位居超乎寻常的战略地位。年，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基于其战略棋局的考虑，有意对中国抗日提供援助，新疆战略地位陡然提升。
中国*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合作修建萨雷奥泽克（Sary-Ozk;Сары-Озек）─迪化─兰州公路，以便从苏联输入武器、弹药、飞机与零件等。年7月后，苏联方面数量可观的军事物资、援华人员，以及中国偿付苏联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从萨雷奥泽克─迪化─兰州公路这条国际大动脉上通过的。61年8月，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当面向盛阐述新疆的地位及使命称：
“对日作战时期中，新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目前，新疆的使命，就是成为抗战的最内陆的基地。它将来的使命，就是保护这条国际交通线，使不受攻击。……新疆应当与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都维持密切的关系。”
年12月，内地省分援助绥远抗战之际，反帝会即在新疆发动抗日募捐。63抗战爆发后，反帝会、抗日救国后援会更于年至年间，在绿洲各族民众中展开常态募捐活动，山区和蒙古部落民众同时组织抗敌后援会展开募捐。到年8月，新疆各族民众仅捐献飞机即已达架之多。
年7月，英国屈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间的陆路，新疆成为国际援华的唯一孔道。中苏遂达成假道苏联中亚输运援华物资的协议。第一次滇缅战役失利，日军完全封锁滇缅公路后，鉴于「驼峰」航线运量受限，中、美、英协议开通印度至新疆的国际驿运。新疆方面的接运人员基本上都来自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小区。
新疆各族民众与抗战的连结中，充满盛世才与中共共同推崇的斯大林式组织动员和统一战线色彩；一如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新疆抗日活动的背后，更隐藏着斯大林阻止德、日夹攻苏联的战略目标。若仅就短期结果论，新疆各族民众的牺牲奉献，巩固了中国抗战后方，保障了中美英苏同盟国之间战时国际通道的通畅；但就长期效应论，苏联的过度介入，仍决定了新疆成为战后中国动荡因素的命运。
从中国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新疆各族民众在强大*治力量的动员下，长期沈浸在抗日*治和抗日文化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该地因远离20世纪前期影响中华民族形塑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与内地同步进入中国人意识逐步强化过程的缺憾。然而，面对同样涵盖突厥穆斯林小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突厥民族主义运动和苏联版共产主义的影响，新疆各族民众抗战经验的真正价值，还需等待历史的进一步沉淀，才会出现更清晰的视野。
参、国民*府对边疆民族和其他少数族群的抗战动员
清末革命派建立汉人单一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主张，长期保存在革命派的直系后裔─国民*的*治基因中。
孙中山从排斥「鞑虏」到接受中国的多元族群现实，所能想象的极限，只是觉得非汉人群体都太弱小，缺乏汉人的扶持，唯有坐遭列强吞噬，这一认知导致孙在晚年再度转变为民族同化主义者。直到北伐前夕，国民*仍未萌生动员非汉族群参与国民革命或共同抵抗外国侵略的自觉意识。
国民*府奠都南京之初，即面临国土完整与国家整合方面的挑战。在边疆非汉人聚居区域，外国势力仍然基于从中国攫取利益、资源的目的，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国边疆的*治之中，威胁着中国的国家整合。然而，此时国民*府的*治军事实力，仍不足以驱逐外国势力，消除国内地方势力和非汉人族群离心倾向。国民*府的族群*治设计与执行，是在不断适应内外局势变迁之下中，不断进行调整、妥协的过程。
一、国民*府对蒙、藏的妥协与动员
毫无疑问，伴随革命话语的普及，边疆和少数族群内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初「五族共和」与修订版的「三民主义」都比清末革命派的种族主义主张更有吸引力。以内蒙古为例，传统蒙古王公、地方菁英和宗教领袖的影响力逐渐衰退，新的地方菁英在国民*或共产*革命组织中找到位置，他们并不十分热衷「民族独立」，转而运用「革命」的话语争取蒙古人的权益。
针对日本对中国边疆非汉人聚居区的军事和*治威胁，「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府边疆*策的主要方向，是致力推动针对内蒙古地区和藏语区东部推动行省化进程。具体设计是，将蒙古各盟旗分别划入省、县辖下；将藏语区东部划入新建的青海与西康二省。内蒙古和藏语区东部的行省化，以及针对西部山区少数族群的改土归流，招致蒙、藏和西南少数族群的非议和反弹：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的设立，加剧了内蒙古利益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内蒙古王公和上层菁英在年轻干练的时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后晋升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时人称之为德王）的率领下，对此展开抵制，于年起，发起「民族自治」运动，抵制国民*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策。前述一部分非传统贵族出身，业已跻身革命的新菁英步上南京、北平的*治舞台后，也与各盟旗的地方菁英结盟，反对国民*府的行省化*策，迫使南京中断将盟、旗全部纳入省、县行*体制的进程，承认内蒙古和青海等地蒙古人的有限自治。
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在以侵略行动指向满蒙边疆的同时，也在*治上强烈质疑以汉人为主体的「支那共和国」统治非汉人地区的正当性。可以说，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一个意义上，是以中国的边疆危机为导火线的。
年「九一八」事变后，「势单力孤」的东蒙古和内蒙古东部盟旗很快被纳入「满洲国」的范围，日本势力大有将势力伸向内蒙古中西部之势。内蒙古自治运动活跃分子此际即指责*府不仅不扶持蒙古，「反从而穷困之，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县置省。每念执*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
伤」。国民*府针对内蒙古的行省化*策，等于对蒙古人做了反动员，不得不做出修正与妥协。清末在西藏的新*，在尚未达成提升清朝权威，强化直接统治的目标之际，即伴随中国的革命一起殉葬。十三世达赖喇嘛乘机靠拢英国，并宣布西藏断绝与中国的*治关系。但英国人基于其整体利益的考虑，对西藏的支持有其底线，西藏的国家地位依然无法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国民*府建立后，国家统一的程度有所提升，十三世达赖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与南京的新*府维持一定的互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驻京驻京代表等都表达了支持中央*府抗日的立场。刻在东北，忧心日本控制内蒙古东部的九世班禅，于年10月11日从海拉尔赶赴锡林郭勒，向蒙古信众揭露日人图谋，警示蒙古人向日人妥协的危险，并峻拒日人笼络，再通电全国，呼吁中央安抚蒙民。
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诵经「冀中央*府取得最后胜利」。九世班禅则在巡视上海、北平、察哈尔、绥远、甘肃、青海等地的过程中，一路号召僧俗民众抗日救国，并强烈要求亲赴热河蒙民中倡导抗日。自此到七七事变前后，九世班禅在内地举办
多次抗战倡导活动，也直接捐赠金钱财物资助抗战。年10月18日，国民*府颁布褒扬令，表示推崇九世班禅对号召蒙古民众抗战的贡献。74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摄*热振活佛依其遗愿举办3次祈祷法会，祈求中国军队获胜。热振又于年7月7日致电蒋介石，表达支持抗战的意愿，通报当年在拉萨举办的抗战祈祷法会过程与内容。
有必要指出，从国民*府建立到抗战爆发，正值中央*府积极寻求与此前具有分离倾向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重建关系之际，南京盱衡达赖与班禅间实力的明显差距，对在日本威胁之下维持西藏这个后方中的后方的稳定抱持如履薄冰的心情，有意阻滞亲汉、亲中央，但与达赖不合的九世班禅返回西藏，直到圆寂，九世班禅都未达成他后半生最大的心愿。不过，格鲁派两大领袖的幕僚之间于抗战期间减少了旧嫌，也可说是抗战给西藏带来的意外结果。
年12月，拉萨哲蚌寺僧众表达愿在国家需要兵员时，持枪从军。年5月，西藏僧民代表团到达重庆，向蒋介石献旗，立誓继承班禅大师遗愿，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尽藏族一分子天职。四川松潘藏人土司联名具呈*府，表示「愿率夷兵驰赴前线杀敌」。川康青边土官、活佛等纷纷捐献财物表达抗日决心。甘肃拉卜楞地区土司间保安司令黄正清于年8月召集各寺僧官及头人，要求发动所属支持抗战。年10月，西藏僧俗民众捐献国币万圆，这笔款项可购买25架飞机。四川、西康、青海、甘肃、五台山的僧俗民众，在抗战期间更捐献了可观的财物。
二、国民*府少数族群*策的调整与抗日动员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利用少数族群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局势，更令蒋介石一度萌生建立「五族联邦」的设想，准备于10年之内在满、蒙、藏地区展开自治实验。年4月，前清宗室，奕山玄孙恒钧（字诗峰）在洛阳国难会议上提交「为欲抵抗外侮必先团结内部应使满蒙回藏在*治经济教育上一切平等案」，直指「民族不能协调」是边疆危机的一大根源。恒钧以满族代表的身分建议，国民会议宜仿苏维埃之例，让各民族在国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恒钧的提案也得到与会代表和国民*府的正面响应。
七七事变后，国民*府族群*治设计与执行的重点，转向与日本竞争边疆和少数族群民众的*治资源，动员少数族群民众投入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行列之中。
日本利用或挑动少数族群民族主义情绪的论述与*治行动，尤其是「满洲国」的建立，给中国学界和国民*府带来相当大的震撼。面对国家沦亡的危机，有识之士一方面强调「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国族」论，另一方面强烈主张不再区分「汉、满、蒙、回、藏、苗、夷、蛮、番、猺、猡、獞」等，至少必须改定对少数族群以「犬」做部首的侮辱性称谓。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府接纳有关改、废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的建议，以国家行*命令的形式，规定在学术研究中，更改对边疆同胞侮辱性族称；在其他文献、媒体和出版品中，对边疆同胞仅区分地域，不区分族别，并将「回族」一词正名为「回教徒」。
年7月，出身滇东北彝人（罗罗）小区，主导云南*务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即在南京向蒋介石表示，云南愿出兵两个军参加全国抗战。82龙云新编成的第六十军，员额4万多人，约1／10的官兵来自大理附近的少数族裔小区。第六十军曾参加台儿庄、滇南、接收越南等战役、任务。由云南子弟组成的第五十八军、新三军等则长期坚守湖北、湖南、江西前线；老三军守卫中条山数年之久。抗战8年间，云南曾将42万各族子弟送到抗日战场。
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赖以进出口的东南沿海遭到日本全面控制，海上对外交通断绝，位居西南的云南省，因可连接英属殖民地缅甸的对外口岸，成为国民*府国际运输线的替代选择。为保障作战物资的运输，国民*府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建议，先后规划修建滇缅公路与滇缅铁路。
滇缅公路由云南昆明通往缅甸腊戍，自下关逸西，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潞西，再由瑞丽、畹町出境，接缅甸境内的腊戌，与缅甸中央铁路相接。沿途翻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漾濞江、澜沧江与怒江，沿线彝（罗罗）、白（民家）、傣（摆夷）、苗等族民众自备粮食、被服和最原始的工具，参加人数近30万人，有时全路段每日即有20万人同时施工。日夜赶工下，于年12月至年8月短短8个月间筑成包括惠通、功果、漾濞3座大桥和其他座桥梁、3,孔涵隧在内，中国境内长公里，全长1,公里的战时交通大动脉。日军为破坏滇缅公路，从年10月下旬开始对沿线桥梁、渡口实施大规模轰炸；年初，更建立「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余架飞机日以继夜轮番轰炸、破坏公路。滇缅公路养护工、桥工和各族民工在炸弹威胁下冒险抢修路面，艰难维持运输畅通。
年，国民*府进一步决定，修建滇缅铁路，计划由昆明向西南延伸，经祥云、孟定出境缅甸接到腊戌，再通往仰光。这条计划中的铁路在云南境内长公里。末段余公里经过阿佤山区，仅临沧阿佤山区一地投入修筑作业的阿佤等族民工即达数万人。
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地处广西、云南境内中越、中寮边境地带的哈尼、彝（罗罗）、僮、苗、傜、汉人小区，出动数千民工，在边境构筑了公里的国防工事；红河哈尼人和彝人（罗罗）群体也组建边防游击队，担任救护与搜集情报的工作，配合中国军队正规部队修筑战壕、桥梁、隧道。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经过浴血奋战，仅存的少许实力撤往大后方，随后，美国志愿飞行队来华助战，基地也设在四川。因应这一局面，国民*府在四川建立33处机场。四川境内土家、苗、藏等少数族群民众是修建机场的主力。机场往往地处偏僻，少数族群民众民工以最简陋原始的工具，奉献血汗与生命，换来抵抗日军的机场。
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更迫切地寻求封锁滇缅通道，遂将战火扩大到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军进一步向云南方向推进，于年5月攻入滇西。
滇西沦陷地带多数居民分属傣（摆夷）、阿昌、彝（罗罗）、白（民家）、苗、哈尼、景颇（山头）、佤、怒、独龙、拉祜等等30多个族群，人口多万，分别由24家「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的土司统辖。民初，中华民国北京*府延续清朝的「改土归流」*策，有意进一步推动对西部山区部落、土司*治的改革；国民*府完成全国统一初期，更规划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澈底废除中国西部残留的土司制度。但西部土司等地方传统*治势力并不甘于自动让出权力和利益。
日军入侵，怒江两岸各族民众一跃成为滇西抗战的主要后援力量，面对大敌当前，日人对土司威逼利诱的危局，出身腾冲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接受蒋介石之命，亲赴前线协助宋希濂部第十一集团军组织民众抗战。在动员滇西民众加入牵制日军行动的迫切需要面前，李根源体悟到当地少数族群*治资源的价值，「若不及时体察土司意图，示以殊恩，发其忠义，诚恐被敌利诱威胁，则心志稍移，凝结无术」。基于抗战的需要，国民*府悄然中止了以缓进方式推动改土归流的进程，甚至重新恢复了土司封委承袭制度。李根源遂于6月1日发出〈告滇西父老书〉，号召滇西民众投身抗战，继而派出同样出身滇缅边境地带的外交部专员尹明德深入滇西各土司驻所，向各土司颁发国民*府委任状，得到土司输诚效力的承诺。
赴任，设弹压委员之议遂告流产。年代初，国民*府在设立设治局时，潞江坝归入莲山设治局。设治局在滇西土司地区开始清丈土地，准备直接征收赋税，遭到线家以外其他土司的抗拒。
日军逼近云南之际，阿佤山区部落首领也标举「抗日保土」、「抗日守卫阿佤山」的口号，动员阿佤山区民众配合国军抵挡日军的进攻。
滇西土司主动参与抗战，有出于爱国热忱的一面，也有维护自身世有之地传统利益的考虑。国民*府重新肯定土司制度的合法性，消除了土司对自身权利存续的忧虑，使*府得以顺利动员、组织边疆各族民众投入抗战；国民*府对土司参与抗日的表彰与嘉奖，也提升了土司的威望。抗战胜利后，很多边民「只知昔日之土司衙署，而不知有县局*府者」。土司制度意外得以延续。不过，在土司制度继续沿袭的同时，土司内部的*治制度正随着时势的演变趋向流官化。很多土司司官及司署官吏被军事委员会、第十一集团军，授予「自卫军」、「游击队」指挥职务及军阶，所统辖的游击部队也接受国军的指挥，游击部队也向国民*府提出装备补给的要求。如此一来，土兵制度与国军军*制度相互交迭，使土司封委、承袭制度与土兵制度开始转型。
滇西抗战是全民抗战的经典范例。参加滇西抗战的武装力量同时有国家军队和地方部队；正规军、游击队及民众武装；汉人武装和少数族群武装、土司武装等，几乎所有滇西族群和部落都参加抗战，总计超过30个。远征军在南面败退后转到滇西战场的东西两面，滇西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抗日游击队即有12支，94此外，还有20支土司抗日自卫队，及数以百计的民众抗日自卫队。从年初，日军表面上已控制怒江以西，北达怒江泸水地区，南到孟定等地，约3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但同期抗日武装力量也活跃于怒江以西，腊戌以北的日本占领区。少数族群民众频繁多样的游击袭扰行动，将日军压缩在腊戌、芒市、龙陵、腾冲、密支那、八莫、南坎等战略据点附近，陷于全民抗战的汪洋之中。年5月，中国远征军对日军发动全面反攻，滇西各族民众戮力支持、配合。
年2月至年5月滇缅抗战期间，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方，考验并加速了云南各非汉少数族群国族认同的建立。在各族军民的共同奋战下，于年1月将日军逐出30,多平方公里的滇西国土，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之地。
肆、少数族群与中华民族、抗战建立连结
日本侵华，也让中国少数族群中的部分菁英敏感地体认到其身分、权力、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关联，一些人把握这一*治机运，为族群生存和前途做出重大的选择。
一、满、蒙民众的抗日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境内的满洲旗人投入抗日活动者也很多。满人对国民*甚至中华民国不见得有好感，但却在有清一代形成了中国意识。「满洲国」的傀儡性质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策，使得设想中的「满洲人国家」未能如愿对满人发生足够的民族号召力，日本对北平等处关内旗人的动员也并不成功，自发反抗日本人的满人比例甚高。广布东北的满、朝鲜、鄂伦春、达斡尔、蒙古等族民众中，都有人组建或参与救国军、义勇军、抗日会、红枪会等抗日组织，在这些组织的抗日宣示中，都包含着对「中华民族」概念的正面想象和接纳。
年4月，蒙、汉抗日人士在绥远成立「反帝大同盟」，在热河、察哈尔成立「蒙汉抗日同盟会」；年2月，在张家口又建立「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和蒙古抗日联军；年8月，迪化成立「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年1月，当日本方面笼络德王，推动内蒙古亲日自治之际，百灵庙蒙*会的蒙古军人脱离德王阵营，加入抗日行列。
二、汉语穆斯林的族群动员与地方军*实力派的抗日行动
尽管咸同之际汉语穆斯林（回民）与清朝朝廷之间的冲突，牵涉到宗教、族群方面复杂的因素，但回民在19世纪「争教不争国」，无意脱离清朝国家统治的范围自立门户，在20世纪前半期同样正面响应了中华民族国族建构的目标和进程。一如回民知识分子丁竹园在民初所言「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白崇禧在抗战时曾所言「争教必争国，国存教乃存」。同治回民事变后崛起于西北的回民军*势力，仍然要依靠清朝朝廷的*治支持，此一模式延续到回民与中华民国*府的关系和互动中。
抗战爆发后，回民纷纷成立包括「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内的诸多全国性和地方性抗日救国团体，透过多样的宣传、服务行动支持抗战。伊斯兰宗教人士面对信徒，也强调「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伊斯兰教义，在宗教仪式中为抗战祈祷。
抗战期间，回民菁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利用宗教交流、民间外交的管道，对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伊斯兰世界展示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穆斯林与世界穆斯林的危害，推动伊斯兰世界抗日联盟的形成。面临对日本抱有好感的印度抗英运动，回民菁英促成其中的印度穆斯林对中日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王曾善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维吾尔人艾沙．阿尔普特勤、新疆汉语穆斯林马赋良的「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于年访问中东各国后，国民*府陆续与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民间外交乃上升为国家外交。
分别实质统治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和宁夏的汉语穆斯林地方军*势力，权衡日本方面的实力、自身权力的来源与其地缘限制，以及未来的*治前景后，决意投入抗战的军事行动。
抗战军兴，穆斯林军*领袖马步芳以青海省代主席的名义向中央请缨杀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即命马步芳、马步青部出省参战。正有意扩编部队的马步芳，乃组成暂编骑兵第一师，于年9月开赴陕西，突袭晋南豫西一带的日军与附日地方民团。年7月，暂编骑一师奉调河南黄泛区尉氏、扶沟、鄢陵和西华一带，年8月，暂编骑一师移防河南周口到界首一带，进击淮阳方面的日军。暂编骑一师战斗减员严重，年5月，经过补充兵员，扩编为骑兵第八师，于当年8月移防安徽北部涡阳、蒙城、怀远一带，负责牵制津浦铁路蚌埠段的日军。年末至年初，日军在攻占洛阳后，转攻阜阳。骑八师加入阜阳保卫战，从颍上一带迂回攻击日军侧翼。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府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划定为第八战区，宁夏军*实力派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合组成第十七集团军。年，马鸿宾率第八十一军暨马鸿逵部三个旅开往绥西，守御由内蒙古通往西北的门户。
年夏，第八十一军在乌拉脑抵御日军板垣师团的进攻，初战告捷。年1月中，日军集中晋、察、绥附近兵力约4万人，对绥西展开陆空联合攻击，甚至施放毒气，于2月初突破马鸿宾部防线，攻占五原。是役，第四十集团军顽强抵抗日军，付出重大伤亡。从年5月到年间，第十七集团军在沙漠地带长期坚持与日军周旋。年5月的五原之战中，马鸿宾部第八十一军与傅作义配合，最终收复伊克昭盟东北部地区。
西北的汉语穆斯林（回民）地方军*势力在抗战中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肇因于他们权力的来源与结构。崛起于咸同回民事变中的回民军*家族，在事变中是先反叛朝廷，后接受招安，取得依附于中央*府的「独立」。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经济不仅与内地相较相对落后，也不像新疆那样可以依托于控制中亚的俄国和殖民南亚的英国，要豢养一支可以维持一定战力的军队，必须依赖中央*府的财*补助。青马与宁马早在排拒冯玉祥、孙殿英势力掌控西北的意图上，即与中央利益一致，立场自然相同。如此，掌握青海、宁夏省*的回民地方军*势力必须与中央*府维持密切的关系，日本人的利诱显然仍不足以打破这种关系模式。
三、南方和西南少数族群：族群利益与抗战的连结
与蒙古人、藏人和新疆突厥语穆斯林相较，20世纪初中国西南的非汉人群体的知识菁英，为了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但宣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民族国家内获得承认，并取得与「五族」平等的*治地位，多数主动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具体而言，是将本族群的身分建构和本族群与国家的整合连结在一起。
清朝在中国西部推行「改土归流」（化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与「化夷为汉」（族群同化）两项*策，除畬、土家、白、僮、纳西等在清初业已相当汉化的族群外，苗、彝、黎、傜、哈尼等族群的汉化程度也逐渐增加。更令人讶异的是，自19世纪后期起，天主教、新教教会势力渐次进入中国西南省分，影响日增，传教士在针对「苗」等族群的启蒙教育中，一方面透过提升族群内部成员对本族语文的运用能力，间接促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意识和族群意识；另一方面，为了淡化各族群原始信仰体系中原初的祖先意识，竟也致力将「中华民族」意识注入其中。
年至年，湖南西部的「革屯」运动，即致力营造自身与抗战的连结。年，包含永绥、凤凰、干城在内的湘西「屯田」7县苗人社群，展开以抗缴「屯租」、革除剥削苗民的「屯田」制度为诉求的「革屯」运动。年初，和平诉愿转变为遍及湘西和湘、川、黔交界地带的武装抗争，由何键主持的湖南省*府派军镇压。但当年7月抗战爆发，省军迫于舆论对于何键对内用兵多所非议的压力，撤出湘西；8月末，「革屯」运动领袖龙云飞乘机祭出「革屯抗日救国军」的旗号；年9月，苗民武装抗争的规模达到颠峰，另一领袖梁明元也将所部正名为「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稍后，四川东部的苗民武装也组建「革屯抗日军」，几支武装又合并整编为「湘川黔革屯抗日军」，并吸纳了保靖土家人的「革屯」武装。是年底，国民*府任命张治中代替何键主持的湖南省*，张确定了针对苗民武装「剿抚兼施」的策略，与「革屯」军方面谈判达成「废屯升科」和「收编抗日」两项共识。
年2月，湖南省*府会议决议废止屯租。3月，以湘西苗人为主体的「革屯」军8,人全数改编为湖南省新编保安部队，年在桃源扩编为国军暂编第六师，开赴抗日前线，此后6年间，参与了十余次大小战役。
吊诡的是，对于国民*府和「革屯」苗民双方而言，「抗日」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工具和筹码。「革屯」苗民本来有意利用「抗日」的名义，强化*治运动和武装抗争的正当性，化解省军军事镇压的力道。国民*府则借用苗民表达的意图，藉由「改编」和移出湘西直接参与抗日，一面根除苗人区域草根抗争的隐患，一面运用了苗民武装增加抗日力量，同时又假战争过程削弱苗民武装的实力。「革屯」运动的领袖对此也了然于心，如梁明元即直指官方玩弄「阴谋诡计」，「假借抗日名义，有意将革屯队伍搞垮」，并曾经拒绝接受移防离开湘西的命令。
年至年间，出身滇川黔边区彝人小区的地方*治势力，掌控了云南省的军*大权，受到这一局面鼓舞的四川、贵州的彝人小区，纷纷寻求龙云彝人军*大员的支持或庇护，在强调本族群尊严的同时，也与汉人通婚，与「苗」一样，执掌云南省*的彝人上层建立「竹王会」、「佉卢学会」，意在将彝人的祖先追溯到传说中来自楚国的「竹王」，更将彝人的文化追溯到传说中与仓颉同时代的佉卢。并鼓励彝民加速汉化，甚至刻意将家族的源头追溯到先秦的华夏。
抗战期间，以龙云为首的彝人领袖阶层，充分展现出认同华夏文化和近代中华民族的姿态。
云南西南阿佤山区的阿佤部落（年代中共「民族识别」后，称为「佤族」），是近代中国边疆少数族群中，保持原生状态最完整的族群之一。然而，与内陆农村的多数汉人相较，沿边的少数族群民众，更早接触到列强的扩张。阿佤部落更是首当其冲。明清之际数百年来，人口爆炸的华中甚至华南的汉人移往西南非汉人族群聚居地带的趋势加快。在地势较为平缓、宜农的地带，汉人人口居相对优势，但在靠近边境地区的丘陵、山地，汉人移民在人数上仍居相对弱势，在与当地非汉人群通婚数代后，即融入当地人群中。这样反复频繁的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现象，强化了族群间的纽带，也有助于在边境地带非汉人群体中原型国家意识的形塑。
年，英军侵入滇缅边界云南一侧时，即引诱当地土司前往伦敦，但众多土司头人出示元、明、清时代中国朝廷颁发的委牌，声言只知孔明而不知耶稣。年初，长期觊觎阿佤山矿产资源的缅甸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军队，占领云南省沧源县境内班洪、班老的银矿。班洪王胡玉山乃于1月间召集阿佤山17个部落的首领齐聚班洪，建立由佤、汉、摆夷（傣）人组成的武装力量，并与当年6月间由滇西南地区佤、拉祜、布朗、傣、汉等族群民间人士组成的「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合力将英军逐出班洪、班老，是为「班洪抗英事件」，国民*府则迫于英国的压力，命义勇军撤出班洪。班洪事件令中英双方都感受到界务问题的压力，年，由瑞士军官伊斯兰（ColonlF.Islin）上校担任中立委员，中英二度会勘滇缅边界，英军同时进占阿佤山芒国部落。班洪王乃再度联络阿佤山17个部落的首领，领衔向英缅当局、国民*府与国内各界宣示：
卡佤山为中国土地、卡佤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
卡佤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能分割。
我佧佤十七王地，……自昔远祖，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世传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并发现尚有历朝印信可资凭证。我佧佤人民，虽属云南极边夷族，未受中国文化教育之熏陶，致语言文字殊异各类，但男勤耕耘，女重纺织，日夜作息，则与汉人大同而小异。……英帝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我佧佤山数十万户，虽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国之奴隶。今者，中英会勘缅甸界务，我佧佤山百姓，请愿我委员，保全我佧佤地。若以我佧佤让与英人，虽则我委员迫于威势，隐忍退让，然我全卡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
班老、班洪的阿佤部落首领，拿出历代王朝颁发的印信、命服等，举证阿佤山区向属中国；数百名阿佤民众聚集在勘界委员会驻地猛梭，高举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抗议英国的侵略，让参与勘界的中立国代表与中华民国代表为之动容，纷纷停止与英人合作，勘界之议，遂无疾而终。
滇西抗战开始后，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有感于滇西土司对抗战动员的正面响应，慨叹说，「目今敌军压境，人心易惑，而各土司同仇敌慨，得来请命，数百年怀柔抚绥之德，效忠明耻之教，事效已见」。南甸土司龚绶强调因家族「世效诚节」，才得到*府「如此恩赐铭鼎」，故不论日寇如何利诱，终能不失民族气节。当年31岁的潞江土司线光天，幼年受业于腾冲王举人，及长又毕业于实施近代教育的腾冲县立中学，在他的观念中，传统汉文化中的儒家忠孝意识和近代的国族意识合为一体。干崖土司刀京版之父刀安仁则曾参加辛亥起事，让他的家族与中华民国建立了直接的渊源。抗日国军将领在致书各土司时，也把握这一连结，以王朝时代土司保国保境的事迹激励当代土司参与对抗外敌入侵的行动，宋希濂在致线光天的信函中即谓，「执事世受国恩，谊同休戚，亟盼领导边民与国军切取联络，起而杀敌，共策殊勋。昔石柱司官女将秦良玉，为国杀敌立功，今平四川营，赫然有驻兵遗迹，史册流传，勋名不朽。执事宏识远略，万流仰镜，当能绍此前徽而发扬光大之也」。南甸土司龚绶在呈蒋介石的电文中说，「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慨，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线光天还提出策略说：「抗战期间，军食为重，腾龙沿边各土司地产米最丰，如国军能迅速将腾龙克复，驱敌境外，将丰富米粮内移，以助军食，于抗战裨益甚大」。
结论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和国民*府的*治、军事实力不足，组织效能和动员能力不足，或者需要透过与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地方军*势力的利益交换，来编织*国的权力网络；或者需要借用传统资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羁縻那些无法直接控制的*治势力；或者，无法将少数群体利益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作出有说服力的连结，只能期待战争状态下少数族群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宜结合。这样，间接面对边疆非汉少数族群，国民*未能充分激发民众的国族意识，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族群的*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长期支持。但无论如何，国民*府面对中国由古代王朝国家，走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面对这个过程所遭遇的空前考验，以艰难重建的*治军事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汲取边疆和少数族群的*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强敌妥协，其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灭。
相较之下，共产*于抗战期间在其「敌后根据地」内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布建，动员民众，充实*的基层组织，将*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血脉中，弱化乃至消除了传统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对地方的控制，造成社会能量与*治力量间的有效互动。中共透过与少数族群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论述和族群现实而具体的利益巧妙接轨，将上述模式灵活应用到少数族群动员工作之上，将少数族群的*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
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日本针对中国少数族群所从事的「工作」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首要在于，日本人并未在日本的利益与汉人以外的中国少数族群人民的利益间做出有效连结；而尽管国民*府的动员力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小于日本，甚至中共的动员力与影响，但古代王朝中国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遗产、近代初步国族建构过程中庞大的惯性，都是阻碍日本与中国少数族群之间建立共同立场的障碍，而列强等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催生出少数族群与中国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
在外国军事入侵面前，少数族群在某种角度和一定程度上体认到其利益与中国国家或其他中国*治力量间利益的一致性，将为桑梓、群体的生存奋斗与奉献国家连结起来，为抗战中的国家开辟了战略纵深地带和后方；为被围困的国家维持了通向盟邦和国际社会的最后生命线；为全民的奋战提供了人力和物资保障；更重要的，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华民族的图谋。同时，少数族群也藉由空前动员、参与现代战争的经验，大幅提升了自身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力。
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边疆事务、国族整合，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本身和少数族群，都造成意外而巨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前，日本威胁的步步加剧，已迫使国民*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事实承认「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势少数族群的存在与他们的*治权力。
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的*治、经济核心地区，国民*府被迫迁移到偏远多山，少数族群密集的西部。国民*府在西部重建*治军事体系，并意外获得与少数族群间密切接触的空前经验，包括动员少数族群*治资源支持抗战的需求和与少数族群间互动模式的重新建构。中国的少数族群本身，也在严格意义上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族群意识之外，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正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分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朝鲜人由境外移民转为中华民国境内的外国侨民，再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
拍卖时光由历史学者陈远发起，长按